高校招生能力建设七人谈⑦︱黄文玮 : 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促进高中考教分离

按语：2014年9月3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这标志着我国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启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改革对高校的招生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不断提高高校的招生能力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七位学者围绕高校招生能力建设展开笔谈。

关键词：高校；招生能力；建设

作者简介:黄文玮 , 南京邮电大学光电工程学院讲师  

现行的考试招生制度，让高校尴尬，让高中尴尬，主要原因在于各方主体地位不清、主体责任不明、主体能力不强。主体地位、主体责任、主体能力，三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我们要构建更为明晰、更为顺畅的主体关系，以使高考改革释放各方主体权益，促进各方的健康发展。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是理顺和建立高考各方主体关系的“牛鼻子”。

一、现行招考制度不能满足高水平

大学选拔人才的需要

高水平大学都有独特的办学理念和发展战略，“科学选才”是人才培养的第一步，也是极为关键的一步。高水平大学更加注重选拔“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学生，而高考这种在短时间内集中测评的方式，很难对学生个性化特长进行准确和有效的评估，尤其是难以考查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现行高考有两种功能，一是对学生高中阶段课程的完成质量进行检测，二是为高校选拔人才。提升与检测高中课程完成质量是高中教学的功能，选拔人才是高校的功能。高考没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这个必要分饰两个角色。“招”和“教”原本是两个不同责任主体承担的不同任务，就应该分由两个主体各自完成。通过“考”的环节兼容两个主体的功能与任务，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这只会混淆两者的主体角色，减弱两者的主体功能。此外，目前高考所使用的主导测评技术、考试科目设计和招生录取方式，无法准确检测考生的个性化特长和发展潜质，高校也难以从现有的测评技术中对考生的个性化特长和发展潜质加以甄别。过度强调考试技术的突破和试卷命题的科学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单一的招考模式尤其不能满足高水平大学的选才需要。

现在是“考”“一股独大”，“招”与“考”、“考”与“教”的矛盾冲突加剧。“坚持育人为本，遵循教育规律”的教育基本原则在高中变为空洞的口号，高中已经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一步步异化为高考培训学校，一切以高考升学率作为衡量标准。其结果是：教师失去了“教”的快乐，学生失去了“学”的快乐，课堂失去了启发，学生失去了创新，发展“兴趣爱好”成为奢侈品，素质教育成为空谈。

同样，另一个责任主体高校由于一直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面对高考选出的人才不能满足自身需求的现状，高校在招考中并没有足够的话语权。高校注重录取学生的学科特长和录取专业的吻合度，希望实现特长契合型人才在高校各个学科和专业中的均衡分布，而现有的招考方法和测评技术，并不能满足高校选拔人才的细分需求，导致高校生源适切性不佳。

自主招生政策的试行，其目的就是要打破现有的按分数高低招生的限制，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通过这些年自主招生的试点，多元评价体系正在逐步替代以高考成绩为主体的一元评价体系，这促进了人才选拔方式的多元化。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高校在招生考试中的主体地位，也可以促使高中教学从“应试教育”回归素质教育，从而形成一种积极的导向。

二、招考制度借鉴

民国时期的招考制度为“联考制度”，一名考生可以同时被多所学校录取，大学不仅参考考生的联考总分，也针对单科得分进行分析，对有学科特长的学生敞开大门。为人们所熟知的钱钟书先生，1929年以外语和国文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尽管他的数学只考了15分。1917年，中国白话诗的开拓者之一康白情，以国文和英文第一、数学0分的成绩被北大破格录取。曾任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的齐邦媛1943年参加联考，英文和语文的成绩优秀，数学却只考了48分，她填报的第一志愿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三志愿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结果，她被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录取，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因为她的英文单科分数优异也录取了她。可见，在抗战时期极度恶劣的教育环境之下，大学选拔依然能够兼顾到考生的学科特长，这也说明那时的大学在招生时有绝对的自主权和相当程度的灵活性。

美国高校的录取工作完全由高校自主完成，高中成绩、SAT或ACT成绩总共占约50%。SAT和ACT是由专门的考试机构组织的考试，由非盈利性机构于一年当中的不同月份组织多次考试，考生可以参加多次考试，并选择最满意的成绩提交给所申请的大学。另外50%左右则取决于学生的申请书、个人简历、推荐信、社会实践记录以及面试表现等。高校根据这些材料分析学生的个性化特长、学科偏好、学习潜能、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结合自己学校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设定自己专业的观测和评价点，选拔合适的学生。这种选拔方式有利于全面考查学生的特长和能力，因此称得上是一种“精细选拔”。

邻国日本的现行考试模式是：每年一月下旬举行全国统一命题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考试”，相当于我国的学业水平考试，目的既在于检测考生的高中知识水平，也希望为部分大学提供录取依据，相当数量的普通学校就根据这个考试的结果进行录取。学业水平考试结束之后，学生可自行补习，再参加于当年二月中旬至三月底进行的部分大学自己组织的考试（相当于自主招生考试），考生可参加多个大学组织的考试，大学根据两次考试的结果自主完成招录工作。

我国招考改革可以借鉴其中一些有益的做法。结合现有国情，我们目前可以做到的就是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

三、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促进

高中阶段“考教分离”

高考为谁而“考”？大的层面来说是为国家选拔人才而考，具体则是为高校选拔人才而考。既然如此，高校在人才选拔上应该处于主体地位，应该有更多的自主权。高中的“教”是教什么？怎么评价“教”的质量？基础教育的目标是提高全民族素质，高中阶段应该以高中课程标准作为依据开展教学活动，其检测手段是高中学业水平测试。

现行的招考制度中，高中培养的学生必须通过高考选拔输送给高校，而基于前面论述的原因，高考选出的人往往无法满足高校的要求。高考成为学生进入高校的必经之路，成为高中和高校之间的载体和屏障。任何高中、任何老师、任何学生在此情势下不得不向高考低头，高中阶段的学习变成了为高考而学，高中也使出全身解数揣测高考的出题走向，“考什么就教什么”。素质教育被这种功利的学习所取代，高中想教的、该教的不能去教，拳脚被高考指挥棒紧紧束缚，处境极其被动。

高校自主招生的扩大可以破解这个被动局面。如果高校有足够的招生自主权，则可通过本校组织的面试、学生高中成绩档案、素质报告等，直接接收高中品学兼优或者有某方面学习特长的学生。这部分学生甚至根本不用参加高考（或者高考录取分数权重降到足够低），就可以被高校直接录取。当自主招生达到一定规模，成为与相当数量的考生有关的一项政策时，自主招生与高考相抗衡的格局就能形成，高考将不再是高中生通往高校的唯一路径。这将会对中学教育发挥导向作用，为高中实施素质教育带来空间，从而促进高中回归教书育人的根本。对学生而言，他们一旦从应试教育中解脱出来，就有了空间进行个性化发展，而个性化特长正好能满足高校自主选拔人才增加区分度的需要，从而有利于高校选拔到合适的学生。

高校自主招生选出的个性化创新人才在大学阶段更容易脱颖而出，而这些成绩往往可以溯源到他们的高中阶段。高中为他们的成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学生在高校取得的突出成绩也可以作为高中教育质量的评价指标之一。对高中教育教学效果评价的多元化、长效化，更有利于促进高中与高考关系的松动，有利于高中对学生个性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从而促使高中成为一个独立的有分量的教育主体，形成自己的教育特色。

自主招生权扩大，高考才能发挥其作为高校选人的一项指标的作用，而不是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依据。高校对高考分数怎么使用有绝对的话语权，高考的分量自然就减轻了。高考分量减轻，高中教育就可以回归育人根本，回归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回到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正确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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